1949年6月,一个身着褪色红军军装、面容沧桑的中年男子,步履蹒跚地从皖南屯溪的崇山峻岭中走出。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找到了昔日的老战友、时任南京市公安局长的周兴,恳切地表达了想要重新投身革命队伍的愿望。周兴见到这位阔别多年的故人,立即设下丰盛的接风宴,席间推杯换盏,对老友的请求更是满口应承。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几天后,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突然破门而入,将这个满怀希望的男人按倒在地,经过严密的押解程序,最终将其押送至首都接受审判。经法院审理,这个名叫徐梦秋的男子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了戒备森严的老虎桥监狱。
徐梦秋确实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他曾经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军委秘书长这一要职,更因其出色的文笔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红军第一支笔和红色历史学家。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长征的纪实文集《红军长征记》正是出自他的手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却在被捕后选择了叛变,成为了令人不齿的叛徒。而与他贪生怕死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妻子李玉南——这位年轻的女同志用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展开剩余88%1917年,李玉南降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沙溪嘴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的川北地区战火纷飞,军阀混战不断,百姓们饱受剥削之苦。作为一个贫苦农家的女儿,李玉南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但幸运的是,她的父母对她还算疼爱,一家人虽然生活拮据,却也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然而这一切在李玉南尚未成年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军来了。
1932年底,当红一、二方面军尚未开始那场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国民党的重重围剿下被迫转移。他们抓住四川军阀内讧的有利时机,从陕南挺进川北地区,很快就有一支部队抵达了通江。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李玉南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女,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她惊讶地发现:原来军队和军队之间竟有如此大的差别。这些自称红军的战士们不仅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还经常主动帮助他们干农活、修房屋,在这战火连天的川北地区,这样的景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与红军战士们的频繁接触中,李玉南逐渐被共产党人的革命理念深深打动。她开始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工作,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心思细腻、手脚勤快,很快就引起了张琴秋的注意。张琴秋是我党早期杰出的女性领导人,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是红军长征时期级别最高的女将领。作为一位女性革命者,她特别欣赏李玉南的聪慧与勤奋,便主动担任她的引路人,带领她正式加入了红军队伍。
由于年纪尚小,李玉南最初只能在童子军中工作。但正所谓英雄出少年,在加入部队后,李玉南表现出色,加上有张琴秋的提携,她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破格提拔为赤江县妇女部部长。红军虽然主张男女平等,但在那个女性普遍受压迫的年代,像李玉南这样有能力的女同志显得尤为珍贵。特别是在红四军孤军奋战、急需动员广大劳动妇女参军参战的特殊时期,李玉南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一年后,在省委党代会上,年仅十六岁的李玉南竟然被提拔为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部长,这在我党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个任命充分说明,李玉南已经成为当时我党团结劳动妇女的一面旗帜。
原本按照这样的发展轨迹,李玉南在革命道路上必定前途无量。然而命运却给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被自己的家庭暗算了。在那个年代,山村女孩的家庭往往充满了各种无奈。李玉南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对革命事业一无所知,只知道女儿到了适婚年龄就该嫁人。她编造理由将李玉南骗回家中,将其软禁起来强迫相亲。倔强的李玉南宁死不从,母亲也无可奈何。后来红军派人前来寻找,李玉南才得以脱身。但这次回家却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祸——有人诬陷她此次回家是与敌人接头。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李玉南百口莫辩,只能接受组织调查。调查期间,她被降为普通战士,下放到基层工作。
几年后长征开始,身体本就虚弱的李玉南在艰苦卓绝的行军途中饱受折磨,最终病倒住院。待她康复后,组织上为她平反了冤屈。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上级将她调往红四军前进剧团负责文艺工作。尽管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李玉南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减。她深刻认识到自己文化水平不足的短板,便和许多同志一起报名进入抗大学习深造。
然而就在六个月的课程即将结束时,一位上级领导突然找上门来——要为她说媒。而这位提亲对象来头不小,正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徐梦秋。徐梦秋出身安徽寿县一个封建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了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多次爱国运动。后来他带着弟弟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在那里结识了瞿秋白、沈玄庐、恽代英等我党早期领导人。徐梦秋虽然性格内敛,但文笔出众,学识渊博,深受同志们的敬重。
1924年,徐梦秋原本计划与同学们一起南下报考黄埔军校,但因体弱多病未能成行,只得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时,许多中共党员都处于危险之中,而徐梦秋因为安徽籍贯,得到了同乡王亚樵的庇护。1930年奉命前往江西苏区后,他主要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毛泽东经常与他促膝长谈,而李志民、刘亚楼等红军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聆听他讲解马列著作。因此在1933年,徐梦秋就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长征前夕又升任正主任。
然而徐梦秋毕竟是个文弱书生,平时缺乏锻炼,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途中他多次生病,但都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1935年翻越一座大雪山时,由于严寒和缺乏御寒装备,下山时他的双腿已经严重冻伤。医生们束手无策,只能为他做了截肢手术。这个打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党中央领导对此深感愧疚。因此在延安时期,徐梦秋享受着特殊待遇:每月可领取一斤猪肉、半斤鸡蛋、两斤黄豆,可以开小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也经常前去探望。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组织上担心徐梦秋这样的残疾同志在婚姻问题上会遇到困难,便积极为他物色对象。1936年,刚从抗大毕业的李玉南进入了组织的视线。李玉南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是有着多年革命经历的老同志,而且积极上进、单身未婚。起初,她对嫁给一个残疾人心存顾虑,但在深入了解徐梦秋的革命经历后,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同意与他结为夫妻。
1937年,党中央安排徐梦秋前往苏联治病,李玉南随行照顾。他们抵达莫斯科时,正赶上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回国途中经过新疆时,受到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热情邀请,经中央批准,徐梦秋等一批同志留在新疆开展工作。当时的盛世才表面上亲近共产党,实则只是想利用共产党的力量牵制蒋介石对新疆的控制。徐梦秋等人在新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兴办学校、培养师资,为当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皖南事变爆发后,盛世才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立即翻脸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陈潭秋、徐梦秋夫妇、毛泽民等相继被捕入狱。在严酷的监狱环境中,革命者的真伪立见分晓。在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下,潘同、刘希平很快就叛变了。而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被尊称为红色历史学家的徐梦秋,也仅仅多坚持了一天,就在狱中写下了亲笔供词和脱党声明,并按照敌人要求,承认中共在新疆策划暴动的罪名。
得知丈夫叛变的消息,李玉南怒不可遏,当即在狱中写下离婚声明上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宁死不屈,最终惨遭杀害。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正在全力与国民党交涉,毛泽东甚至没有特别关照自己的亲弟弟毛泽民,却下令务必要将徐梦秋安全带回。可惜他不知道,这位曾经的老战友已经背叛了革命......
叛变后的徐梦秋被国民党任命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但实际上并不受重用。而李玉南的处境更为悲惨:她的离婚申请不被国民党承认,无法获释,很多人误以为她也叛变了。无奈之下,李玉南只能忍辱负重,带着年幼的儿子跟随已经成为叛徒的丈夫生活。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准备撤往台湾。但徐梦秋既身有残疾又毫无利用价值,连台湾都不愿带他去。走投无路的徐梦秋如丧家之犬般从重庆逃往福建,后又辗转于南京、上海、皖南等地躲藏。1949年,眼看无路可走,他决定铤而走险,来到上海试图通过老关系重新混入革命队伍,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中,当徐梦秋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后,中央领导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李玉南从未叛变,这些年来一直承受着不白之冤。获释后的李玉南回到通江老家,但与徐梦秋的这段婚姻关系成为她一生难以洗刷的污点。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历尽艰辛,四处寻访当年的婚姻介绍人、国民党狱卒等知情人,收集了大量确凿证据。1978年后,李玉南终于获得平反,享受厅级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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